在不到3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创建政党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历程。其间，在“枪杆子”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笔杆子”的威力也越来越彰显，“两杆子”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作为“笔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出现之后迅速崛起，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有特色的办报模式和新闻思想，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指的是具有中国共产党党籍，在中国共产党所办报刊中直接从事新闻采写、评论写作和报刊编辑等内容生产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或实际兼任党报党刊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负责人。前者专职生产党报党刊的内容，后者虽是兼职却在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同时影响甚至决定着党报党刊的发展方向。
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报人大致可以分为创党初期报人、苏区报人、延安报人及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四类。按照前述界定，当时共有244人。其中创党初期报人74位、苏区报人24位、延安报人78位、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68位。作为一个群体，这四类报人之间，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延续关系。
创党初期报人大多由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兼任。在“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自建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报刊工作，很快创建了一批党报党刊、团报团刊和工人报刊，分别由党委宣传部、团中央和团地方宣传部以及工人领导机关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亲自担任编撰工作。由于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因此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在党报党刊工作过。在国统区危险、艰难和清苦的环境下，他们积极主动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们在办报实践中服从党的领导，把自己的报人角色融入党员的要求之中，为探索创办党报党刊的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由于国民党的残酷打压，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撤出上海并抵达江西，创党之初的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等一批党政军报刊陆续创办。邓小平、刘伯坚等9位红军报人的出现壮大了苏区报人队伍，这是与创党初期报人队伍在结构上的明显区别。更重要的是，苏区报人认为报刊除了要集中力量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之外，还需要为苏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因此，配合扩大红军、征集粮食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成了苏区报人的工作要求。此外，为了解决报社人手紧缺等问题和提高报道的准确性，苏区开始着力在各机关和各地方区委发展通讯员。网格化、系统化的通讯员队伍的建立，为后来“全党办报”思想的提出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过，随着“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苏区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政权组织、军事力量和宣传体系。从一开始恢复出版《红色中华》，到出版《新中华报》，再到延安《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纸和《解放》《共产党人》《中国文化》《中国工人》等刊物的创办，延安新闻事业很快繁荣起来，报人队伍由此崛起。
延安报人的来源构成是多元的。78位延安报人中，张闻天、博古、陆定一、任质斌等10人是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来自其他革命根据地和国共合作之后获释出狱而奔赴延安的革命者有20人。而全面抗战开始后受中国共产党吸引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是延安报人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新涌入陕北的知识青年，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还缺乏真正的、系统的了解，因此首先需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延安的学校学习，之后再经过甄选分配到报刊社工作。
除延安报人之外，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兴办了一批报刊。无论是在报人的来源和特征上，还是在办报模式和办报思想上，其他根据地报人都深受“延安模式”的影响。
抗战胜利之后，一部分延安报人被派往东北、华北办报，从而有效地衔接了根据地报人和解放区报人之间的传承。这与只有陆定一、瞿秋白和周以栗3位创党初期的报人继续在苏区办报，及跟随长征的苏区报人只有陆定一和任质斌2人的传承模式，有显著的区别。派到东北、华北的报人，后来成了接管新解放城市新闻事业、在新解放大城市办报的骨干甚至领导。坚守在陕北办报的报人，在西北各省解放之后被陆续派往各省办报并担任了领导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报人为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让延安报人的办报思想和工作作风走向全国，并深远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
多数中国共产党报人是因为个人素养符合党报党刊的用人要求，经过党组织的细致甄选才得到指派进入报刊社工作的。这一甄选模式，在报人群体崛起的延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投身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并不是办报。但是，他们或由于早年有过报刊工作的经历，或由于展示出了办报的素养和能力而得到举荐，成为延安报人。本着“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信念，他们在成为报人之后，即把自己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报业之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理念，并在办报实践中边干边成长。
他们接受了指派，也自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和报人的要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然后才是报人。著名记者安岗的一次回答，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1948年底，安岗在西柏坡遇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便问安岗是怎么办起报纸来的，他回答说：“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服从工作需要。”在他们看来，办报是革命分工的一种，报人也仅仅是众多革命岗位中的一个。组织指派的从业缘由，是他们对党管报纸、党管报人的高度认同。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培养，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创党之初和苏区时期，由于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署名理论文章、重要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在报刊内容中占很大比重，新闻报道的内容不多，专职报人的人数也较少。随着延安报刊数量的增加和新闻报道的增多，专职报人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也相应得到重视。从青训班甄选知识青年进入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延安学校学习，再从延安学校毕业生中甄选部分毕业生进入报刊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报人的政治素质。而办报之余，报社经常开展政治理论和政治时事学习，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由此制度化和常态化。即便是处于流动办报状态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政治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如晋察冀日报社为了便于开展学习，利用报社现成的设备编印了许多纲领性文件和领导讲话的读本。制度化的政治理论学习，保障了报刊的宣传方向和报人的政治觉悟。二是办报业务能力培养。由于没有专业的新闻院校培养，绝大多数报人进入报刊社工作之前，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新闻业务训练，他们的办报技艺只能边干边学。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各报刊社都有一套训练新报人的方法，核心是同事之间的“师傅带徒弟”和“老手带新人”，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报人的上述甄选和培养模式，有效解决了报人的养成问题；其中的很多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新闻院校的人才培养所借鉴。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发展、新闻管理体制发展、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相适应。根据党报党刊的属性和功能，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报人的定位和职能；随着新闻宣传事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甄选和培养体系日渐完善，并在延安时期趋于成熟。延安报人不仅有力支撑了延安报业、解放区报业发展，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员保障。
（作者：陈志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出现与崛起研究〔1921—1949〕”负责人、浙江万里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