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所在的部队驻在兰州西北郊的十里店。这年12月末的一天，团大门口值班室突然通知我，说母亲来队看我，已到了营门口。
闻讯我当即吃了一惊：母亲从未事先打过招呼呀，她一个小脚的农村女人，从陕西关中渭北平原，千里迢迢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呢？别的不说，从我们村到坐火车的陇海铁路绛帐车站，40多里路，中间要翻沟、上坡，无车可坐，全靠步行。记得前一年我们参军坐火车时，也是步行走的这条路。一个年轻小伙子走完这段路，也累得大汗淋漓，母亲的一双小脚是怎么走完的？还有，家里当时没有钟表，也没有火车时刻表，而每天去兰州的火车只有一趟，她是怎么掌握时间的？在兰州下火车后，她无法联系我，一个没出过远门、又认不了几个字的农村女人，中间要换几次公交车，还要步行几段路，母亲是如何找到这个偏僻的十里店来的呢？这一切的一切，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慈母思子心切。
见面后，母亲看着晒得皮肤黝黑、穿着油泥工作服的我，流了几股热泪。她告诉我，为了保家卫国，我参军她很支持。但我是家中的长子，自我参军走后，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我，为了见儿一面，什么吃苦受累都不在话下。在这一霎间，我更加感到了母爱的力量。
那时农村还很穷，来时没啥好带的，母亲便在布提包里给我带了些炒馍豆，俗话叫棋豆，就是给面里和上盐、芝麻等调料，切成如骰子般大小的小方块，放在锅里炒熟烘干，随手抓着当零食吃，不易放坏。这在农村经常被外婆当作礼品带给外孙吃。而母亲一路上自己吃的是玉米面馍，硬得咬都咬不动。
当时，我每月只有6元钱的津贴费，班长立即给我借了些钱，并让我请假带母亲去兰州市内玩一玩，买点东西。但母亲什么也不要，说看看我就满足了。我找到市内的兰州军区军人照相馆，与母亲照了一张合影，这也是我一生中与母亲唯一的一张合影。
那时，母亲刚40岁出头。看着她已显苍老的面容，我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慨，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
我家原来借住于别人在七星河边的两孔窑洞里，后来靠着母亲日夜纺线织布，布卖后用赚的钱买椽买瓦，还买母牛生牛犊，牛犊卖后再买木料……就这样，全家人终于住上了三间大瓦房。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曾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代表，并带头上冬学，学文化。她和父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我从初小毕业后，去县城考高小，竟考了第一名。当时考生有近千名，来自周围各农村小学，大家互不认识。发榜时校长手拿一个洋铁皮焊的大话筒到处喊我的名字。我惶恐不安地站在了他的面前，不少老师也围过来看，他告诉我：你的试题全答对了，得了第一名。
我自己很清楚，这个成绩是母亲帮我取得的。当时升学考试主要考三门，即语文、算术和常识。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两道常识试题：一、说出新中国的名称、国旗、国歌和首都。二、说出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党的生日、建军节、国庆节各是几月几日。这些题在今天看来，有些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答得上来，但那时是很难的。一是因为新中国建立才两年多，许多政治常识没有宣传；二是我们农村比较落后封闭，外界的信息传不进来，对时事政治很少有人议论；三是初小根本没有设立政治常识课，老师从来没有正式全面地讲过这些。但这些题我全答对了。我的知识来自哪里？其实是那年元旦，母亲上县赶集时，在书摊上买了一本新历书，用线订了挂在墙上。这本历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一年四季12个月365天及各种节气外，还有许多农谚及政治常识，高小考试的常识题历书上全有。我那时没有课外书，放学后就常拿历书当课外书来读，想不到它竟成了我最好的老师。
母亲怕耽误我的工作，在部队住了两天就要回去。我带她在营区转了一圈，适逢年终，部队收车，几百辆高大的进口汽车整齐地停在车场。母亲在农村从未近距离见过一辆汽车，现在看到这么多汽车，她高兴地问：“儿子，你就是开这种汽车的？”我点了点头，她兴奋地说：“咱们的队伍太强大了！儿子，在队伍上要好好干，不能给爹娘丢脸。最好像邻居大哥一样，挣个立功喜报寄回家。”
之后，母亲高兴地回家去了。
1959年我们团奉命移防青海格尔木，在青藏高原执行繁忙的运输任务。我牢记母亲的嘱托，开着汽车翻昆仑，跨冰河，吃苦耐劳，工作争先，出色地完成了全年任务。
年终，我把一张立功喜报寄回了家里。（窦孝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