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出生于晚清，一生专注于研究学问，到晚年，学问人生臻于化境。他在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说：“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梁先生的“好用心思”，都用在哪些方面呢？梁先生说：“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指京津同盟会）。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梁先生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人生动力就是“问题驱动”。对真问题的认真求解，自然会出真学问。梁漱溟先生任教北大，就是一个“问题驱动”的结果。梁先生只有中学学历，他去北大的目的，是为了求学。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接谈之后，觉得梁先生对印度哲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且有见解，完全具备来北大做教师的水平。梁先生研究印度哲学，原本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对人生的深刻困惑，驱使他去寻求答案，在追寻印度哲学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精神的解脱，并收获了学问。蔡先生提出梁先生来北大任教，梁先生觉得自己仅有中学学历，来大学任教实不敢当。蔡先生爱才心切，就说：“您就当来北大和我们一起学习研究印度哲学吧。”这下梁先生就不好推辞了。
到北大任教后，梁先生根据自己对印度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写就一篇长文，印成一本小册子，置于北大图书馆的签到处，供人取阅和交流。学贯中西、眼睛朝上的学界怪才辜鸿铭见到梁先生关于印度哲学的小册子后，慨然赞许：“有心人哉。”
对于梁先生的“好用心思”和“误打误撞”，费孝通先生给予极其高度的评价。在1987年的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先生说：“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边，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吴敏文）